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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49年，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所占比重仅为12.6%。在上述的一组对比数据背后，隐含着一个建立在农业国家基础上、拥有13亿人口同时进入工业化进程创造奇迹的命题。

  摆在开国元勋们面前的处境是，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一个新的政权能否生存下来的核心问题。

  当“一五”计划完成时，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建立。5年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6%，平均年增长19.2%，其中生产资料类(主要是重工业)生产比1952年增长2.2倍，轻工业增长83%。

  1952年7月，国家汽车工业筹备组在长春成立，一汽被列为国家“一五”期间规划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1953年7月15日，万名建设者汇聚在长春西南郊，在侵华日军留下的细菌工厂的废墟上，开始向工业化进军。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开下总装配线日，手工打造的红旗车问世。在现代制造业的发展链条上，汽车工业处于顶端，体现一国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的高下。以举国之力建设的一汽就承担了为中国新工业体系打先锋的重任。

  中国工业先驱们，用“”的方式推进着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红旗”的诞生只用了1个月零3天，他们将当时仅有的一辆1955年美国克莱斯勒生产的“帝国”牌高级轿车的零件拆散，放在车间长台上标明各项试制任务要求，靠这种最原始的做法，装出了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

  时隔20年，改革开放寻找的突破口还是汽车。1978年5月，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一汽就派出了包括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在内共20人的实习团，前往日本4大汽车公司考察、学习了半年。而1978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上海，当时，一位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在考察了手工作坊般落后的厂房后，曾略带嘲讽地写道：“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基本上没有任何配件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爷爷辈的生产方式。”

  当时不仅重工业长期停滞不前，轻工业发展也严重滞后。1953～1979年，重工业增长相比较轻工业增长的领先系数达1.47，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竟高达6.0。出于政治目标和国家生存战略的需要，军工产业被放在最首要的地位，钢铁、石油等重工业与之配套。这直接造成了轻工业和国民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978年12月24日，日后成为中国钢铁业支柱的宝钢公司在上海北郊一片海滩上打下了第一块基石。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的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650万吨生铁、670吨钢的大型钢铁厂。媒体对宝钢的定位是“我国第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钢铁基地”，它代表了当年度中国政府经济发展和引进外资的最大举措。

  开工不久，宝钢就陷入到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中，包括工程究竟要花多少投资，工厂建成后能出多少产品，建设这么一个厂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工厂的选址是否恰当，工程质量又如何等。

  1980年，全国银行个人储蓄共180亿元，其中8亿农民存款30亿元，2亿城市居民存款150亿元。上海市当时总共的固定资产只有400亿元，而国家建宝钢要用300亿元，而且大部分要用外汇。

  在的支持下，宝钢的建设终于没有“喊停”，到1982年8月，第一批两座巨型熔炉正式宣告投产，这一段时间比原定计划延迟了大约10个月，年产钢铁300万吨，占当时全国钢铁产能的1/10。这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布局——2000年，三期工程完成后，宝钢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一座现代化钢铁基地，解决了很多“中国制造”面临的“简单的难题”。它造出了电冰箱的侧板与正板，造出了汽车钢板，造出了能打5000米深的石油钻杆。在1998年还造出了镀锡板（俗称“马口铁”，也就是用来做罐头和易拉罐的薄钢板），使中国饮料企业终于不需要用进口的易拉罐了。

  这一年多种资本，通过种种渠道开始流向钢铁、水泥、造船为代表的重化行业，很多在西方已经淡出视野的领域，中国资本却开始了一场新的狂欢。这一年，以汽车为代表的内需市场实现了井喷，全国大中城市房价迅速上涨。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超过日本变成全球第一，此后一年，宝钢代表中国23家大型钢厂坐到了价格谈判桌前。

  2002年GDP增速达到了8%，这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好成绩。而2003年春天尽管发生了“非典”，经济稳步的增长竟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到年底，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9.1%，这一年GDP迈上了11万亿元的台阶，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财政收入超过2万亿元。

  对GDP最大的贡献就来自重化工业的强劲发展。2003年，工业对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4%，对快速地增长作用最大的6个行业分别是电子、冶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化工和电气、机械行业，重工业增长18.6%，超过了轻工业14.6%的增长速度。

  重化工业的投资热潮来势汹汹。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加45.9%，2003年投资增幅高达96%。与钢铁行业类似，电解铝的投资提高了92.9%，水泥投资提高了121.9%，汽车投资增幅也超过了70%。2004年，只有两家钢铁企业的钢材产量超过1000万吨，而到2005年一下子猛增到了8家。长江三角洲一带甚至流传着一种 “新五个一”的说法：“生产一吨钢只需投资1000万元，100万吨的产量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就可收回投资。”这种疯狂的投入产出效率，听起来近乎传奇。

  中国制造于是开始真正傲视全球。科尔尼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中国制造”在集装箱、家电、电子玩具等领域以“第一”的份额傲视全球，其中集装箱为90%，DVD播放机为80%，玩具为75%，礼品为70%，体育用品为65%，自行车为60%。

  根据“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净产值”公式，将工业化过程分为4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即为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阶段。在此阶段，两种净产值比率在0.5∶1～1.5∶1，消费品占33%～60%，而资本品占40%～60%。2000～2003年，中国的霍夫曼系数分别为0.66、0.65、0.64和0.55，说明我们国家已确定进入重化工业阶段。

  但轰轰烈烈的重化工业运动随即马上遇到了能源瓶颈，电荒首先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堵墙。据国家电监会的数字，2003年全国电力需求量开始上涨14%，为25年来用电增幅最快的一年。钢铁、化肥、水泥等重点耗煤行业持续发展，致使煤炭消耗迅速增加，带动全国用电负荷和用电数量攀升。

  能源就像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原本就已供应紧张的各种原材料更是趁势上涨，水泥、钢铁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随后，以铁矿石、有色金属、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进入涨价通道。以铁矿石为例，2002年价格下调，2003年后一路上涨，到2008年增长了近3倍。

  中国新一轮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也引起了国内经济学家的警惕，并且导致了针锋相对的争论。

  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认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并不适合中国的比较优势，重工业每投资1亿元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3倍的就业岗位。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方面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纳中国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全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的增加。

  持类似看法的还有吴敬琏，他认为目前大量的投资都受到了地方政府为追求GDP的支持，中国可以绕过重化工业阶段，以信息化带动，进入高的附加价值的新型工业。

  经济学家赵晓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则认为，重化工业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阶段，与美国、日本的工业化之路相比，中国才起步。2003年，美国制造业高达17111亿美元，日本是9111亿美元，德国是4430亿美元，在没考虑购买力平价的情况下，中国只有区区3825亿美元。按过去的追赶速度，中国要赶上美国和日本还有至少几十年的长路要走。

  重化工业的投资暴涨，引发了国家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但各地的重化工业项目并没有降温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4年全国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同比增长了43%，创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增长率，其中钢铁行业的投资幅度更是高达107%。

  2002年国有公司实现利润3786亿元，这在几年前是一个不敢想的成绩单，要知道，1998年时国企盈利仅为213亿元，4年增长18倍，速度实在骇人。2003年，利润数据进而冲到了4769亿元。在之后的几年里，国企利润仍以超过30%的惊人速度递增。有人曾做过一个统计，2003年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的70%。

  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于是不断提出。2004年，宝钢宣布在2010年前斥资500亿～600亿元，将产量从2000万吨扩大到3000万吨，增加50%的产能。这一消息震惊了全球钢铁界。随即，中国第四大钢铁企业武钢集团表示，武钢的几个大项目已经通过国家发改委的批准，总投资超过200亿元，其他几个大型钢铁厂也纷纷启动新项目。

  2003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它集合了原中央企业工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等部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职能，接受管理总量17.84万亿元的国有资产、15.9万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其中国资委直接管理中央直属企业为196家，是为“中央军”。国资委的任务包括：任命和撤销或提名国有企业负责人，制定国有企业重组计划，国有资产的分割、合并或撤销，帮助国有企业发债融资，决定国有股权转让，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中国新一轮重工业化，为大型央企的扩张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一场国有企业的重组拉开大幕。国资委主任宣称，国资委的目标是到2010年，将“中央军”调整和重组到80～100家，其中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国资委希望这一些企业成为搅动世界产业格局的“鲶鱼”。

  在国资委的支持下，大型国企集团开始收购国际资源型企业。今年7月11日，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已经获得了澳大利亚铁矿石公司MidwestCorporationLtd 50.97%的股权，得到了公司的控股权，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成功的海外收购。宝钢也在计划收购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公司FMG，而中国铝业则在今年初收购了澳大利亚第二大矿产商力拓9%的股份，收购价为140.5亿美元，此次交易规模开创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规模的新纪元。

  国资委成立3年来，中央直属企业的主要经营业务收入增长78.8%，年均递增超过20%；利润增长140%，年均递增33.8%；上缴税金增长96.5%，年均递增25.2%。

  因《世界是平的》而名声远播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上撰文称：“这些日子，美国、欧盟、日本和亚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在睡前都要为中国经济祈祷，世界逐渐被中国借助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需求和外资投资而确保的巨大资本力量套牢了，一旦中国泡沫破灭，世界上所有的泡沫就会一起破灭。”

  一方面是中国重化工业的高歌猛进，推动“中国制造”将全球竞争推向极致；另一方面，资源与环境的困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为世界性的危机，中国制造的代价越来越昂贵。

  中国正在吸引慢慢的变多的生产机会，并将它转化为非凡的生产力——即使韩国传统食品泡菜的生产基地也挪到了中国。2001年中国出口韩国泡菜393吨，2004年居然达到了7.26万吨。

  各国制造工业由此受到致命挑战，贸易摩擦随之而来。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是WTO成员国中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全球7件反倾销和贸易救济案中就有1件针对中国，中国每年因此而损失的贸易额达500亿美元。

  这种紧张的商业关系依旧在慢慢地增加，在2007年引发了“利达玩具事件”，导致超过2000万件中国玩具被召回。尽管这一事件最终被证实为美方改变标准，经销商转嫁风险，而企业家利达玩具的总经理张树鸿却以自杀的方式抗议这种商业体系。

  对中国商品谩骂或者侮辱性的指责似乎已经不需要理由，这是当今商业界最诡异的事件之一：谁也离不开“中国制造”，可是任何一个人都对它表达着不满。《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雷蒙德·马利德描述了西方世界这样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西方消费者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另一方面，西方人大声抱怨廉价的中国商品正在让当地人失去工作，让中国得到不容置疑的好处。”

  中国企业把国内极尽残酷之能的价格战推向了国际竞争，并且强迫跨国公司接受这一规则。跨国公司们虽然依旧保持着很多领域的技术领先，但是超额利润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同时，中国崛起对于资源的索求和环境的压力也引发了全球关注。美国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总共消耗了300多亿吨石油和近50亿吨钢，日本则用了30多亿吨石油和近11亿吨钢，英、美、日在其工业化期间，人均累计钢消费量分别为22吨、20吨和17吨。而按中国目前的资源耗费，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全球石油总消费量的8%、原煤的40%、粗钢的32%、氧化铝的25%、水泥的48%、玻璃的33%、化肥的30%、每年铁矿石增量的95%。

  与高需求并存的是资源利用率的低下：中国火电耗煤量千瓦/时为379克标准煤，比国际领先水平高67克；大中型企业吨钢可比能耗为705千克标准煤，比国际领先水平高95千克；电解铝交流电耗为每吨15080千瓦时，比国际领先水平高980千瓦时；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相近发达国家的2到3倍。

  中国由此一定要选择低能耗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给自己的发展制造的难题，我们由此要选择“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路径。“我们大家可以走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制造业之路，这就是，既有国际上的高标准，又有中国的低成本、快速度，这3个方面我们都能做到非常非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说，“所以，我们的非公有制企业一旦进入这样的大型产业，我们会制定出世界竞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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