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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悼念的花圈在一直不断。从3月19日起，花圈渐渐多起来。

  “”知道4月4日清明节是祭奠先人的传统节日，到广场纪念周恩来的人必然会更多。他们抢先起草了《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 （此前，南京群众上街，缅怀周恩来，反对“”）。通知内容如下：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比较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件，进行扰乱、破坏。

  4月1日，毛远新通知召开政治局会议。2日，毛远新向写了报告。报告写道：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 “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 （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有必要注意一下。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不好安排。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道，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建议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委员尽量都出席。

  （三）2月初主席指示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传达到县团级，是不是能够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早在表态之前，“”就已将广场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4月2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刘传新主持召开公安局常委会，拟定了《对广场出现很多问题的解决的方法》，提出了群众的具体措施。随后，成立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以下简称“三联”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楼内。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3000人以及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

  4月4日清明节，200多万人次到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晚上，按照毛远新的通知，主持政治局会议，宣布开会。现在查到的原始记录只有毛远新的笔记记录，记录中只有和北京市委、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发言，其他人的发言一概没有。笔记是这样写的：“说：今天晚上研究一下。很恶毒，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打架。”当笔者问时，他说：“这个会议没有记录。我从来就没讲过‘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因为从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再也不能轻易讲谁是坏人。我说：今天晚上研究一下如何维持秩序，不要出大的问题，如何将集合在广场的群众散开。”

  此前，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6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去。当时周恩来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恩来遗像。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当时吴德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广场上早有反对“”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恩来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但不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在政治局会议上，吴德将群众意见作为市委意见提出来。他说：过了清明节再收花圈，争取两三天的时间做群众工作。

  后来说，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怎么样处理广场上的花圈，并没有涉及性质问题。这与吴德的回忆是一致的。

  “”非要在当天晚上就收花圈，反复强调清明节已过去了，应该马上把花圈收走。吴德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再坚持不能马上收花圈，要给时间做群众工作。吴德做过多年的省委书记，深知“民意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

  大发雷霆：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她看着手表说：现在已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逝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毛远新连夜向写报告，名义是报告4月4日晚政治局讨论的情况，实际是部署下一步工作，得到的批准后再来以此压政治局接受。他的报告全文如下：

  几天来，向烈士纪念碑送了2000多个花圈，大的有6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3日达20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4月2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干涉就挨打。4日晚有人公开读了一个传单，说上台是决定性的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 （指）反总理，（指）想夺权等。大群人围着听 （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相，他连续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50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到冲击。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 （上海马老揭发），他自己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年来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效劳，编造大量所谓 “遗嘱” “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于是谁要是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如此猖狂，不以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 （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 “裴多菲俱乐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做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 （正在起草）。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 （已准备5000人），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会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向反革命进攻。第四，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 （4日）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已调了3000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 （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允许再进入。

  截至目前 （5日晨5时）在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1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20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平息下去；二、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 “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

  毛远新以偏概全，夸大事实，故意将矛头引向，激生气、发怒。他在报告中几次说“反革命谣言”“反革命舆论”，引导宣布这是反革命事件，为他们制造口实。得知这份报告后说：“他写这封信显然是和‘’商量过的。”

  这个报告到了不同的人手里，会有不同的执行方法，也就会有不同的结局。“”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对群众纪念周恩来早已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写“退”之前，他们已派5000民兵和3000公安人员包围广场，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朗读《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青年）。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1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清理现场，大部分花圈送到八宝山销毁。

  “”自鸣得意，低估了群众的觉悟和力量，没想到激起众怒，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大事件。

  5日清晨，群众来到广场，花圈无影无踪，诗词、挽联、条幅不翼而飞，守护花圈的战友也不见了。消息迅速传开，群众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往广场。

  斗争持续了几个小时，群众又气又累。11点多钟，一个青年指着历史博物馆旁边的小楼对大家说：“那个小楼是‘三联’指挥部。花圈和战友，他们都知道在哪里。”大家十人一排，手挽着手，高唱《国际歌》，向广场东南角的小楼前进。

  群众包围了“三联”指挥部，四名群众代表进去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的保护花圈的群众、保障群众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由于指挥部毫无诚意，谈判无结果。12时58分，愤怒的群众烧着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轿车。下午3时许，给民兵送饭的一辆面包车开过来，群众又饿又渴又累，车里的馒头一个一个飞出来。随后，三个中学生点燃了面包车。旁边的两辆吉普车也被烧了。大队的就站在十几米之外，一声不响地看着。部分群众冲进小楼，在后院找到花圈，气昂昂地抬出来。下午5点4分，群众点燃了院内的稻草，小楼大门东侧的房间起火。下午5点15分，指挥部全体人员撤离。由于楼房是水泥结构，火势没有蔓延，上百名战士在楼后。

  4月5日，毛远新通知，主席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特别说明要参加。2月后，不经常参加政治局会议。

  纳吉是匈牙利事件时上来的总理。他一上台马上宣布匈牙利退出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中立。后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成立，请求苏联出兵，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恢复了国内的秩序，逮捕纳吉，并以叛国罪将其处决。的意思是大事件是发动的。

  会议决定由吴德向群众讲话，最大的目的是不要让更多的群众参加闹事。吴德当场起草讲话稿，这个讲话稿没有提悼念周恩来的内容，也没有提的名字。给看，政治局成员都看了，因为情况紧急，在会上都没有来得及具体讨论。

  毛远新传达指示中，已提到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挑起新的事端”，不仅准备了民兵，而且还调了部队。“”提出要调民兵到广场维持秩序，大家都不好反对。另外，十年“文革”，虽然一直不太平，但是没发生过在广场闹事的情况。局势大乱，必定是老百姓遭殃，谁也不愿意看到事态失控。说，他悄悄告诉：不要派那么多的民兵。他想还是要区分两类矛盾，在广场上的群众绝大多数是人民，他们是为了悼念总理，还是要引导。这一年发生的事太多了。后来，这些话都忘了，还是写的材料里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中央委员会调查大事件，吴德、都写过材料。

  下午6点半，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响了，开始广播吴德讲话。他在讲话中并没有点的名字。听到吴德的广播讲话后，绝大多数群众离开了广场。4月8日，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时，点了的名字。

  4月5日晚7时许，1万民兵、3000公安干警、5个营的卫戍部队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二十八中学等地待命。晚9时半，广场的灯都亮了。晚9时35分，对纪念碑前未散的群众进行清场。

  4月6日凌晨3时，毛远新通知，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这些天，毛远新随时向报告。

  会议一散，毛远新就给写报告。他故意不写“”在会上的发言，因为群众是对着他们来的；笼统地写政治局讨论的情况，将“”的意见说成是政治局的意见。慌乱之中，他将4月6日写成5月6日，会后报给。他写道：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别认为事情完了，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因此民兵莫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取胜。对民兵讲清楚这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 “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公安局要侧重侦查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地下司令部。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国归纳的大家意见，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一定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促进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按照毛远新在报告中的部署，《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连夜组织人赶写社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认为，这件事的后台是，只要留在党内一天，就非常有可能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她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但开除的党籍只有说线时，她和毛远新来到游泳池。此时，躺在床上。走到床前，说：“我来这之前，特意到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的党籍。”看了看她，没有说线时，写道：“士气大振，好，好，好。”他让毛远新通知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

  7日8时5分到9时15分，再次找毛远新谈话，谈了有一个小时。毛远新作了记录。

  反应很快，马上问：“谁人建议？陈锡联？”十分注意陈锡联的态度。

  毛远新回答：“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大家的主意。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才好动手。”

  这里，毛远新所说的“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这“好几个同志”就是“”。他故意不突出“”。

  说：“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话等。”

  说：“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等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毛远新问：“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他要将“开除邓的一切职务”砸实。

  毛远新说：“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面说：你看看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来！”说到这，一挥手，做“赶出来”的动作。

  1976年2月，任国务院代总理。“”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如是代总理如何登报？见外国人时不好登报。这次，说：“这好办。把代字去掉，并且是副主席。”决定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过了两个小时，又打了一个电话说：“加上‘第一’两个字。”

  毛远新向传达了提议他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指示。

  主席提议我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次我没有推辞，这次我没有让，再让就让给 “”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 “”掌握这个权力。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是，没有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今后的斗争形势更为复杂、险恶。有了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我就摆在王洪文、的前面，有利于今后的斗争，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大家都认为毛主席这样安排有利于我们，先念就特别高兴，大家纷纷发言表示同意、拥护。 “”虽然不高兴，但是他们也不好反对。会后有人告诉我，就没有表态。当时，我都没有注意。

  “”对的决定心怀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他们左右不了。不过，谁主持工作他们就将矛头对准谁。他们都以为资历浅，到中央上班时间短，只懂农业，对其他工作不熟悉，不把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胡作非为。四个人在政治局互相配合，不让别人讲话。

  沉稳应对，你有千变万化，我就是一个主意，不和你们发生正面冲突，绝不按你们的意见办事。

  毛远新传下话来说：主席让召开政治局会议，特别指示不准、、参加，要朱（德）委员长参加。

  主席宣布大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一个是根据毛远新的汇报，再有就是看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简报。简报送给政治局和送给 “”内容是不一样的。我到中央后就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是在1971年。到1974年他们干得更明显了。姚文元负责宣传，他们能够直接召开新华社系统的会议，直接派记者到全国各地收集他们要的材料。姚文元送给毛主席看的是有倾向性的。当时的诗大量是针对 “”的，有极少数涉及主席。而他们将涉及主席的诗词，有意地扩大、渲染，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些简报现在都可以找到。

  毛远新传达了两个指示，因为有明确的指示，政治局会议很快就通过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两个决议。

  毛远新传达：毛主席还说以简报为基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和吴德讲话。、姚文元在吴德讲稿上增加了的名字。会后，根据指示，在吴德讲话稿上批了几个字，交给毛远新，请他报送。下午5时半，这三个文件批下来，都是：照发。

  批示回来，中央紧急召集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第一把手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传达提议、政治局通过的两项决定。晚上8时，《新闻联播》向全国公布了这两个决议和吴德讲话，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会上，“”说去过。一听就知道，他们对“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满，不甘心，节外生枝，就是想说是大事件的直接后台，要将开除党籍，一棍子打死。

  、一唱一和，说：要做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冲击就是把抓起来，这种伎俩在1966年冬就上演过。他们的话引起、的警觉。马上说：“这要问问小平本人，核实一下。”

  相信革命这么多年，政治经验比较丰富，绝不会到广场去的。不出所料，后来一再审查，结果是：不但没有去过广场，就连他的孩子也没去。这段时间，他们称病在家，不去上班。不仅广场，就是他们单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与他们无关。

  这么一讲，“”不好反对。随后，请示，将保护起来。

  12日晚，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八件事，其中第三件是要将北京市委关于大事件的报告转发全国。毛远新送到那里。批示：“第三条不好。”

  报告写道：“要逐步修改充实，除介绍北京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国干部更清楚大事件的性质。”在此画一横线，批：“此计不妥。”

  “”仍不甘心。13日，毛远新又将北京市公安局搜集整理的《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送。当日，的批示更加严厉：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但“”并不执行的指示，仍在追查，但遇到了阻力。

  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尽力保护大家。“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总理同人民同甘苦，人民同总理心连心。”这首诗脍炙人口，是熊向晖的女儿熊蕾写的，由她的同学、人民银行的几个小姑娘贴到广场。现在自然成为追查的重点。人民银行那时归财政部管，事情报到张劲夫处。他说：“周恩来就是人民的总理，有什么错误？不要再查了。”他这一句话，救了几个贴诗的小姑娘，救了写诗的熊蕾。这样的事在许多单位都有。

  从4月起，再接见外宾，只让一人陪同，不让姚文元、陪同。他把中央、国务院的权力交给，除了长期对华的考察外，也认为华在“”中受冲击不大，很早就结合。出来工作，比较了解“”的情况。到中央工作后一直负责农业工作，没有参与专案，没有整人，没有积怨，容易为广大干部接受。忠厚、老实、善于团结人，会忠实地执行的路线、方针。

  宣布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说要发新闻，要登报，要各地表态。他说：“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

  大事件后，“”的手伸向中央各部门，甚至提出让迟群到中央调查部任部长，而这个部门一向是、周恩来关心的机密部门。“”的提议受到、的反对。

  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事件的态度，不能只看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那是别人起草，应付形势，应付“”的，而应看他在下面的讲话、活动。接见杨振宁就很说明问题。

  4月17日凌晨2时，参加完政治局会议后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听取熊向晖、方晓关于杨振宁来访的汇报。

  熊向晖先介绍杨振宁在上海的情况。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请杨振宁吃饭。席间，他大批，送复旦大学的批邓大字报选编。杨振宁说：我带的行李不多，一个小箱子装不下。他拒绝接受，对批邓也不表态。

  说：“何必送人家，不要强人所难，在北京不要强加于人了。你提的意见（指熊向晖说现在是总理，第一个见的外宾是学者杨振宁，是否合适？）不是没有道理，我考虑还是我见。我见没有争论，因为主席批的是我见，如果我不见，找谁见也不好。”当时，如果不出面，就轮到。绝不给这样的机会，所以这样说。

  然后，熊向晖汇报陪同人员的名单，说：“名单我们不好定，有些为难，必须由华总理定。过去周总理见，政治局好多人都参加，、姚文元、迟群、谢静宜都参加。这次，其他人是否参加？”

  之所以这样痛快，因为他了解情况。1975年分管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国务院派到科学院工作，汇报时，明白准确地提出要支持像陈景润这样的人进行研究工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将科学院的《汇报提纲》作为重点批判。他们都以为提倡基础研究是翻案，就是翻“”的案，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让周培源、吴有训、张文裕等科学家参加会见，不言而喻是对基础研究的肯定和支持。

  熊向晖说：“他是旅游局接待，让岳岱衡、科学院外事局的方晓参加。我就不参加了。”

  熊向晖提醒：“现在是党的领导，吴有训、张文裕、周培源来见，是否向党委讲讲。”

  心里明白，如果王光伟来，迟群和造反派头头柳忠阳也要来，马上说：“你给王光伟、迟群打电话。”

  4月17日晚9时10分，来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9时半，杨振宁准时到场，首先迎上去握手致意。这是他任总理后会见的第一个外宾。这次会见，事先双方都没有规定题目，不用有人捉刀起草讲话稿宣读，必须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话。决定不印发谈话记录，因此讲话比较随意。谈话内容反映了当时的想法和做法。

  与杨振宁的这份谈话记录虽然整理了，也审阅过，但是没有发。熊向晖保留了一份记录。后来，找熊向晖了解情况时，熊向晖特意拿着这份记录，说：“他只字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粉碎“”后，、指示北京市委重新审查大事件。1978年11月14日，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为的决定》。12月18日至22日，在主持下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指出：“大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大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奠定了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大事件的错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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