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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手办、扔漫画、丢闲书……家长们把赵菊英老师请进家门，默许她干了一件他们早就想干、但又不敢或不愿亲自动手的事情——好好地修理一下 “玩物丧志”的孩子们。

  看着孩子们在学习上不愿拼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心安理得”地沉浸于学业以外的爱好，家长们内心的焦虑与愤怒早就与日俱增。但和孩子们陡然翻脸，他们又做不出来。10后孩子的父母大多是80后。他们在年幼之时，曾经暗暗发过誓：将来绝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对孩子使用强权、诉诸武力。

  如今他们为人父母，正是兑现诺言的时候，他们艰难地探索不同于他们的父母的养育和教育方式。于是我们再也看不到一个父亲或者母亲拿着棍子追赶孩子半条街的悲喜剧。

  但是探索一条新路又谈何容易，他们没前面的榜样和切身的体会作为基础，书上写的那些教育方法的理念看上去很不错，落到现实中往往捉襟见肘。

  在赏识教育的潮流下，10后孩子们似乎“得寸进尺”——大部分80后当年不敢做的事情，诸如玩游戏到半夜，动不动拒绝上学，为了获得同伴的青睐而自残式地减肥……他们的孩子都干得出来。80后父母不禁觉得，自己当年的形状或许不拘，放到如今却也够得上方正规矩的典范了。

  他们的孩子拒绝来自他们的指导，就像他们当年对他们的父母的意见嗤之以鼻一样。

  生活的逻辑如此诡异。在冉冉升起的怒火中，80后家长努力维持最后的尊严，或者说对自己的承诺——怎么也不能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人。

  80后读中学时的偶像是韩寒，那句“七门功课红灯，照亮我的前程”言犹在耳。虽然当年他们不会真的朝着韩寒指引的方向去实践，但在题山卷海里挣扎，这句决绝的话语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安慰想必不小。况且彼时九十年代，80后的哥哥姐姐们“70后们”纷纷下海、进外企、出国，以进入体制、谋编制为耻。

  80后初入职场之时，经济尚且走着上坡路，似乎仍有众多的机会摆在眼前。于是尽心工作，结婚生子，升职加薪……然而在人到中年、儿女进入总角之年的节骨眼上，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加之几年疫情对事业的冲击，生存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多。他们也看到了90后的“凶险”经历：一份一线城市的普通公务员职位，竟有几十个名校毕业的硕士博士去争；中学的教研室里挤满了硕士博士；从名校里拿到闪亮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依旧屡屡碰壁……80后们怎能不居安思危，为自己的孩子们的将来捏一把汗。

  “七门功课红灯，照亮我的前程”？他们中的不少人如今心有余悸：幸亏自己当年没有做一个真正的叛逆者、做咸鱼，而是拼命考进了大学。他们惶然觉得，他们的50后父母对于职业稳定的看法果然有几分道理。

  “宇宙的尽头编制”也许不是愚不可及的陈旧观念，而是依旧管用的生存逻辑。也许自己太理想主义了……很多人似乎一下子“成熟”了。

  作为10后的家长。他们真心期待他们的儿女能在应试教育这条路上旗开得胜，却发现这条路的代价已经水涨船高。

  他们面对的是天价学区房、从幼儿园就开始的“掐尖”与“占坑”、以及马不停蹄的“特长班”“素质教育”……那些不堪其负，转而送子走出国留学之路的，发现“爬藤”的压力一点儿都不比参加高考小。

  80后读中小学时，学习已然相当内卷了，否则也不会有《三重门》这样的小说横空出世。然而彼时人类对于改革应试教育还满怀希望，以为批评和政策的变化会削弱恶性竞争现象。但这种好事并没发生，学者层面的疾呼，政府层面力度慢慢的变大的减负举措，都如扬汤止沸一般。比之于80后接受教育的时代，如今教育对人的捆绑，可谓花样百出，登峰造极。火箭班、冲刺班、第一学历、中学排名、大学排名、专业排名、C-9、985、211、双一流……求学路上的鄙视链花样繁多、越来越精细，所以“总有一款适合你”。人们对等级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恨不得把每个人用几场考试打入确定的种姓阶级，终生不许翻身。如今的应试教育，已经熔传统的、西方的、本土的糟粕为一炉。

  我们还是要在这样一个世界生存下去啊。80后父母拿出了愿赌服输的态度，认认真真地投入到了波诡云谲的应试教育升级版和应试教育世界版里。

  他们会想起他们在成年之后的人生里遭逢的与学历有关的种种幸运与磨难：因为骄人的大学毕业证而顺利进入职场，“赢”在了起跑线上；或者因为学历的普通而在找工作时简历石沉大海……在孩子面前，已能露出“过来人”的嘴脸。

  如果孩子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并且成绩名列前茅，父母们是会大大地松一口气的。应试教育尽管弊病重重，但只要“小车不倒”，父母们都愿意相信自身的幸运是可持续的，得意之余出来现身说法的也所在多有。（只要有机会，没有中国式父母不想写一本《哈弗女孩刘亦婷》或者《虎妈战歌》。）

  但这样的幸运只降落到一部分80后家长的头上，另一些家长发现他们的孩子最关心、最介意的，并不是成绩单上的分数以及学业排名。手办、动漫、儿童文学、网游、二次元……孩子们念兹在兹的是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而学业是他们不得不忍受的东西。并且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孩子们利用互联网前所未有地“团结了起来”，构建了自己的亚文化，和父母辈之间形成了文化隔离。

  当社会“分层”的大锤落在了家长头上，并且越来越沉重，当家长们试图把这种压力传递到孩子们头上，却发现他们在孩子们面前的威信根本不足以产生震慑作用。

  而且孩子们还能用自己的亚文化对来自父母的干预给予坚决的抵抗。于是80后家长夹在两种力量之间，饱尝了双重的压力和反方向的拉扯。在比他们小时候更加内卷的应试教育和比他们更有个性的孩子们之间，居然就活成了“一仆二主”的窘状。

  孩子们遭此一劫，也一定会留下持续终生的记忆。这记忆也许是创伤性的，也许只是记忆里的一个黑洞，或者也许只是将来茶余饭后的笑料。世事难料，人心的逻辑也是诡异的，就怕越是努力搬石头，石头砸在脚上的力度越大。

  在这不确定的时代，作为家长，也许最可贵的品质是不张皇失措，不走极端，能管好自己的情绪。毕竟，比之于孩子能否在应试教育里旗开得胜，另一件事更值得忧虑，它不但对孩子们的未来构成冲击，也即将给父母们的现在带来挑战，那就是万年未有之大变局——AI在工作领域大量取代人类。

  我们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当下尚可安身立命的工作，在不远的未来还有多大的价值？未来的社会将会是怎样？恐怕所有的人都看不清楚。如果家长们认真看一下自己的处境，是不是还有信心为孩子们指引未来？

  家长们和赵菊英们不会知道什么样的孩子今后会脱颖而出、什么样的基本技能是将来职业发展的基础。

  通过应试教育“保持社会阶层”？“寒门出贵子”？“获得基本保障”？“找到好工作”？但是未来的社会最先消失的，是劳工阶层。借助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只要社会不去有意地剥夺人学习的权利，经济也不再是一个人接触最好的教育的障碍。基本保障更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权利。至于什么是“好工作”，我们如今的定义肯定很快就会过时。好的工作一定不是、也不应该是以能否带来保障和特权来衡量的。而且，所谓的“社会阶层”这个概念也慢慢变得过时，一个足够发达的社会里必然不应该以所谓的“阶层跃迁”作为个人发展的动力，而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潜力——我们已能从北欧诸国看到这种新社会的端倪。

  孩子们利用互联网形成的前所未有庞大的亚文化，也许正在与未来无缝对接，对此我们可能连略知一二都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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