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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深秋，旅顺战犯管理所的一间简陋房间里，溥仪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眠。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末代皇帝，如今只是一名等待改造的战犯。当天早一点的时候，他听说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全国上下正在为抗美援朝的战事捐款捐物。一向对改造消极抵触的溥仪，第一次对新中国产生了不一样的认识。这个夜晚，他摸着藏在棉衣夹层里26年之久的那件稀世珍宝，内心激烈斗争着。这件从紫禁城带出来的宝物，曾是他最后的倚仗，是他不愿放下的执念。为什么这一晚，溥仪会突然决定将它交给新中国？这件珍藏了四代皇帝的稀世之宝，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1924年深秋，北京城内暗流涌动。冯玉祥＂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紫禁城后，溥仪立即召集了最信任的太监们，开始了一场秘密的文物转移行动。

  这场行动早在1922年7月就已开始筹划。当时，溥仪从宫中传出的风声中，已经察觉到自己在紫禁城的日子所剩无几。他开始以＂赏赐＂的名义，通过弟弟溥杰、溥佳将大批珍贵文物秘密运出皇宫。

  这些文物中，最为珍贵的是一批历代名家书画。据当时的记录显示，仅1922年下半年，就有超过800件书画作品通过种种渠道流向了北京城内的古玩商。这些商人中，不少是专门为外国买家收购文物的掮客。

  随后的两年间，溥仪又陆续将大量珍贵文物转移出宫。这些文物被分批运往天津英租界的一处私宅中。这处宅邸是溥仪专门用来存放文物的秘密据点，由几名心腹太监看守。

  1924年10月，形势愈发紧迫。溥仪得知冯玉祥部队即将进城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加快文物转移的速度。在最后的几天里，宫中上下忙得不可开交。太监们昼夜不停地打包装箱，将能够带走的珍贵文物全部装箱。

  然而，在这些被转移的文物中，有一件特殊的宝物引起了溥仪的格外重视。这天深夜，溥仪在自己的寝宫内，取出一件旧棉衣。这件棉衣看上去普普通通，但实际上经过了特殊改制，在里面缝制了一个隐秘的夹层。

  溥仪仔细检查了夹层的缝线，确保它足够结实，能够安全地藏匿这件价值连城的宝物。随后，他将这件棉衣放入了自己的私人行李中。这个决定，注定会影响他此后26年的人生轨迹。

  10月23日，冯玉祥部队进入北京城。在最后撤离紫禁城时，溥仪只带走了少量私人物品。但在这些看似普通的行李中，却暗藏着这件珍贵的宝物。这些文物中的大部分，此后都在天津被溥仪变卖，用来维持他在租界中奢靡的生活。然而，藏在棉衣夹层里的那件宝物，却始终被他保留着。

  即便是在1931年前往东北之前，溥仪也特意将这件棉衣带在身边。在他被迫成为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岁月里，在他被苏军俘虏的险境中，这件棉衣和其中的宝物，都从未离开过他的身边。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宫中进贡了一方罕见的田黄石。这块田黄石产自福建寿山，色泽温润，质地细腻，通体呈现出罕见的浅金黄色，没有一丝杂质。这样的田黄石在当时被称为＂鸡油黄＂，是田黄石中的极品。

  乾隆皇帝对这块田黄石爱不释手，命工部尚书特召集最优秀的工匠，将这块田黄石雕刻成三方印玺。这三方印玺的制作耗时三年，期间更换了十余位玉雕大师，最终才完成这件被称为＂田黄三联玺＂的宫廷珍宝。

  三方印玺分别刻有＂太上皇帝之宝＂、＂皇帝之宝＂和＂传国玺＂。每一方印玺的印面都采用不一样的篆书字体，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印玺顶部雕刻着九龙盘踞的图案，龙的鳞片清晰可见，每一个细节都极尽精美。

  这件田黄三联玺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其稀有的材质和精湛的工艺，更在于它独特的使用方式。三方印玺可以合并成一个整体，也可以分开使用。当三方印玺合并时，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图案，展现出＂一体三用＂的巧妙构思。

  乾隆皇帝曾专门为这件田黄三联玺作诗一首，诗中提到：＂三玺一体，寓意深远＂。这首诗被镌刻在玺盒内侧，与三联玺一同传世。乾隆在位期间，这件三联玺一直被用于重要的朝廷文书上。

  嘉庆即位后，这件三联玺被继续沿用，但大多数都用在祭祀典礼和重大庆典场合。道光皇帝对这件三联玺也格外重视，曾专门下令修缮玺盒，并在盒内增添了锦缎衬里。

  咸丰年间，由于战乱频繁，三联玺的使用次数慢慢地减少，但仍被谨慎保管在乾清宫的宝库中。同治帝在位时期，曾一度将三联玺移至养心殿存放，以示对这件传世珍宝的特殊重视。

  光绪皇帝即位后，三联玺被重新启用于重要场合。据宫中档案记载，光绪十年（1884年），这件三联玺曾在一次重要的外交文书上留下印记。直到宣统年间，三联玺仍是清室最重要的印玺之一。

  溥仪继位后，这件三联玺被存放在乾清宫的特制玺柜中。虽然年幼的溥仪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件宝物的历史价值，但在大臣们的教导下，他逐渐明白了这件传国玺宝的重要意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仓促出宫时，溥仪会将这件宝物带在身边。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田黄三联玺的存在一直是宫中的秘密。即便在清室覆灭后，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件珍宝的具体下落。直到1950年，这个秘密才最终揭开。

  1950年初，旅顺战犯管理所开始实施新的管理制度。溥仪和其他战犯一样，每天需要参加劳动改造和政治学习。最初的几个月里，溥仪对这些活动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经常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脱劳动。

  然而，这样的情况在六月份发生了显著转变。当月，管理所安排溥仪参加了一次蔬菜种植劳动。在管理人员的指导下，溥仪第一次亲手播种了一畦小白菜。这次劳动经历让从未接触过农活的溥仪对劳动有了新的认识。

  七月初，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了旅顺。管理所随即组织战犯们收听广播新闻，了解战争局势。溥仪在这期间听到了许多关于美军轰炸朝鲜民用设施的报道，这些消息让他联想到了日本侵华时期的种种暴行。

  八月，管理所开始组织战犯们学习时事政治。在一次学习会上，一位管理人员详细讲解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政策。这次学习让溥仪第一次系统地了解到了新政府的施政理念。同月，溥仪还参加了一次参观活动，当地考验查证了旅顺当地的一个工厂。

  九月中旬，管理所举办了一次座谈会，邀请当地农民代表来讲述土地改革后的生活变化。一位老农民描述的翻身故事，让溥仪产生了强烈的触动。这次座谈会后，溥仪主动要求参加更多的劳动活动。

  十月初，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管理所的广播每天都播放着各地群众踊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的新闻。溥仪从这些报道中听到，不少普通工人甚至捐出了全部积蓄。

  与此同时，溥仪在日常劳动中也取得了一些小成就。他种植的那畦小白菜已经长势喜人，管理所还特意组织其他战犯参观他的劳动成果。这些切实的变化，让溥仪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思考。

  在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溥仪听到了毛主席关于抗美援朝的讲话。讲话中提到：＂中国人民不会坐视他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而袖手旁观。＂这句话给溥仪留下了深刻印象。

  十月下旬的一天，管理所组织战犯们观看了一部纪录片，内容是关于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的场景。影片中，年轻的志愿军战士们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的画面，让溥仪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当天晚上，溥仪主动找到了管理所的负责人，表明了自己也想为抗美援朝做些什么。这是溥仪第一次主动提出要为新中国作贡献。随后的几天里，他频繁与管理人员交谈，询问具体可以做些什么。

  在这样的背景下，溥仪终于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这个决定不仅关系到他珍藏多年的宝物，更标志着他对新中国态度的根本转变。

  1950年11月2日清晨，溥仪找到了旅顺战犯管理所的李所长，表示要交出一件重要文物。当时的李所长并未意识到这个决定的重要性，只是按照常规程序，安排了一间会议室进行交接。

  当天上午十点，在管理所的一间简陋会议室里，溥仪将那件藏了26年的棉衣拿了出来。在场的除了李所长外，还有两名管理人员和一名书记员。溥仪仔细地将棉衣的夹层拆开，取出了一个用黄绢包裹的物件。

  这个包裹被层层打开后，露出了一个红木漆盒。盒子虽然历经岁月，但保存完好。溥仪打开漆盒，取出了那件让在场所有人都惊讶的宝物——田黄三联玺。当三方印玺被摆放在会议桌上时，即便是在日光灯的照射下，依然显现出独特的温润光泽。

  李所长立即意识到了这件文物的重要性，立刻电话请示上级部门。当天下午，文物部门的专家就从沈阳赶到了旅顺。专家组对这件文物进行了初步鉴定，确认了这确实是清代宫廷的重要印玺。

  11月3日，一个专门的文物交接小组抵达旅顺。这个小组由文物专家、历史学者和有关部门人员组成。他们对三联玺进行了详细的登记和拍照，并请溥仪讲述了这件文物的来历和保管经过。

  在交接过程中，溥仪详细描述了三联玺的历史渊源。他提到这件文物在清宫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自己当年是如何将它带出紫禁城的。溥仪还特别指出了印玺盒内侧刻有乾隆皇帝的御制诗，这个细节帮助专家们进一步确认了文物的线日，专家组完成了对三联玺的全面检查。检查结果为，这件文物保存状况良好，三方印玺的印面完整，龙纹清晰，无显著的磨损或破损。专家们认为，这与溥仪这些年的精心保管有直接关系。

  11月5日，一份正式的文物交接文书被拟定。这份文书详细记录了三联玺的具体特征、尺寸、重量等信息，同时也记载了溥仪自愿上交这件文物的过程。溥仪在文书上签字时，显得异常郑重。

  11月6日，三联玺被专门安排的车辆送往北京。为了确认和保证文物安全，整个运送过程都采取了特殊的保护的方法。运送车辆配备了专门的减震装置，全程有武装人员护送。

  这件传世珍宝的交接过程虽然只用了短短几天时间，但其历史意义却远远超出了文物本身的价值。这不仅是一件珍贵文物回归国家的过程，更标志着溥仪个人态度的重大转变。在此之后，溥仪还陆续交出了其他携带出宫的文物，但都不能够比拟这件三联玺的历史分量。

  1950年11月7日，这件珍贵的田黄三联玺运抵北京，被临时存放在文物局的特制保险柜中。文物局立即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对这件文物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小组由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历史学者和文物修复师组成。

  11月15日，研究小组完成了对三联玺的首轮研究。专家们发现，这件文物不仅在材质上独一无二，其制作流程与工艺也体现了清代玉雕艺术的顶配水平。三方印玺的连接处设计精妙，能够完美契合，这种技艺在当时堪称绝技。

  12月初，故宫博物院专门召开了一次文物鉴定会。会议确认这件三联玺确实是乾隆年间的御用印玺，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极其珍贵。专家们还在印玺底部发现了工匠的微小签记，这个发现为研究清代宫廷工艺提供了重要线月，文物局决定将三联玺正式移交给故宫博物院收藏。在移交仪式上，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宣读了这件文物的收藏编号和保管规程。依规定，三联玺被列为一级文物，需要在特定的温湿度环境下保存。

  为了谨慎保管这件珍宝，故宫博物院特别改造了一间库房。库房安装了恒温恒湿系统，还配备了防盗报警装置。三联玺的专用展柜采用特制的防震材料，确保文物在展出时不可能会受到损坏。

  1952年春，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次内部展览，展出了包括三联玺在内的清代御用印玺。这次展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物专家前来参观研究。通过这次展览，专家们对清代印玺制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1953年，一位日本学者专程来访，请求查看这件文物。这位学者带来了一份1931年拍摄的照片，照片中隐约可见三联玺的一角。这份照片为研究三联玺的流传经历提供了重要证据。

  1954年，故宫博物院开始编撰《清代御用印玺图录》，三联玺被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编撰组通过对比档案记载，确认了这件文物在清代重大典礼中的使用情况。研究结果为，三联玺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研究清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

  1955年底，故宫博物院完成了对三联玺的全面修复工作。修复专家们对印玺盒的锦缎衬里进行了加固，并对木质盒体做了防蛀处理。这次修复工作严格遵循＂最小干预＂原则，保持了文物的原线年初，三联玺被正式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录。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这件文物将受到国家最高级别的保护。同年，故宫博物院还制作了三联玺的复制品，用于研究和展示。

  如今，这件见证了清代历史变迁的珍贵文物，安静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库房中。它不仅记录着一个王朝的兴衰，也见证着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历史。按时进行检查显示，三联玺的保存状况良好，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得到了完善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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